在1904年，慈禧太后亲自用朱笔圈定了刘春霖作为状元。
但他中了状元后，并没有一路顺利，反而经历了大清的灭亡和民国的兴起。
在科举制度的最后一年，刘春霖成为了最后一个状元。到了民国时期，他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呢？
春风拂面，心儿愉悦。
在1904年的夏天，紫禁城的保和殿外响起了三声钟声，这标志着殿试正式开始，来自全国各地的贡士都聚集到了大殿中。
在一座宽敞的大殿里，光绪皇帝坐在龙椅旁，脸上带着疲惫的神情。他知道大局已定，但还是端端正正地坐着，象征性地履行着皇帝的职责。
老佛爷端坐在屏风后，手里握着一块玉制的令牌，目光寒得像刀子一样。
此时，河北肃宁的一个书生刘春霖正跪坐在案前，神情专注。
刘春霖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，他的父亲曾是衙门里的小吏，而他的母亲以前在大户人家做仆人。
按照祖上的规定，皂隶出身的家庭成员不能参加考试。如果不是乡绅帮忙推荐，或者莲池书院的支援，他恐怕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。
就是这样一位出身低微的寒门子弟，凭借他的才华和一手漂亮的书法，通过了县、府、省三级考试，最终步入了官场的大门。
殿试结束了，主考官照例将试卷按照内容进行分类，然后呈送给皇帝。
这份排名第一的试卷上写着“朱汝珍”的名字。原本光绪皇帝打算按照常规的顺序来评判。然而，没想到，慈禧太后一看试卷的名字，脸色就变了。
“朱”这个字是明朝的国姓，让我想起了曾经被我赐死的珍妃。
更巧的是，朱汝珍竟然是个广东人，和康有为、梁启超是老乡。在慈禧太后的观念里，这些人简直就是“叛臣乱党”的代表。
她冷哼一声，把书合上扔到桌子边上，连看第二遍的兴趣都没有。
打开第二卷，首先看到的是“刘春霖”三个字，春霖的意思就是春天的雨水。
那时，北方干旱已久，滴雨未下，百姓怨声载道，朝廷也是一片混乱。慈禧太后认为这一切都是上天的警示。
这个名字让她觉得像是天意的指引：春雨即将到来，一切都将重新焕发生机，国家的命运也能因此变得更好。
再看看她的籍贯，是“肃宁”。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肃静安宁，是个好地方，能保京护国。慈禧听了，轻拍手掌，感叹道：“好一个吉祥的名字。”
钦定刘春霖为状元，刘春霖跪接圣旨那一刻，满心感激天恩。
刘春霖考中状元后，被安排到翰林院担任编修。他满心期待，想着能像那些前辈一样，把笔当作武器，用才华去为国家效力。
那时的大清朝，体制已经形同虚设，礼节变得死板，官场上腐败横行。他经常独自在夜深人静时坐着，望着宫外的灯光，心中充满了迷茫。
苦读了十年书，在寒窗下勤奋地研读学问，当初满怀希望，想着“早还是个耕田的农家孩子，晚就能走进天子的宫殿”。可是现在，大清朝的运势已经走到尽头，他考取的功名又能有多少实际意义呢？
更搞笑的是，仅仅一年后，朝廷就宣布废除了科举制度，转而推行新式教育。
这一年，刘春霖刚在翰林院登记了名字，很快，他的头衔就成了历史。
从那以后，再也没有人能成为进士或状元了，刘春霖也就成了中国最后一个状元。
一生从政
1912年，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，清王朝因此灭亡。
对于许多人来说，这只是时代的变迁，但对于刘春霖而言，却是信仰的崩溃。
他是头名状元，担任翰林院的修撰工作，从小就被教导要忠于君主，心中充满了为国家尽忠的理想。
如今，国王已经不再执政，国家也不见了，他的身份一夜之间变得既可笑又毫无意义。
从那以后，他脱下了官服，关上门不再出门。有人劝他去新政府任职，也有人建议他到乡下躲一躲。但他只是摇摇头，没说什么。
1914年，袁世凯派人来邀请他到总统府工作。
那人说话很客气，说总统非常敬佩那位“末代状元”的才华，希望他能出来帮忙治理国家。
刘春霖其实一开始并不想答应，但一想到“为国尽忠”这四个字，他就没法拒绝了。最后，他重新穿上了官服，跨进了新政权的大门。
他当上了总统府里的内使，名义上是秘书长，实际上只是一个摆设，用来展示的“文化符号”。
袁世凯每次见到他都十分客气，总是尊称他为“刘状元”，还经常请他讲解一些关于历史和治国的大道理。
刘春霖渐渐发现，那些看似尊敬的请教，其实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，根本不是真心的。
袁世凯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：“你觉得皇帝这个称号，还能不能恢复？”
刘春霖瞬间有些惊讶，仿佛又看到了慈禧太后在殿试时的神情，耳边似乎又回响起了宫中那声“传卷”。
他沉默了许久，最后只是小声说：“天意难违，老百姓的心也别想骗。”
袁世凯没有再追问，但几天后，报纸上就登出了“筹备称帝”的消息。
尽管如此，刘春霖心里还是存有一丝幻想，也许那位自称“洪宪皇帝”的人，能重新点燃帝制的火焰。
那时，袁世凯正式当上了皇帝，他穿着古代官员的衣服，跪在大殿上，对着皇帝喊出了“万岁”。
可帝制复辟才过了八十三天，袁世凯就变得众叛亲离，只好仓皇退位。
那年的夏天，刘春霖站在总统府的台阶上，望着那面写着“民国”两字的旗帜再次缓缓升起，心里感到阵阵寒意。
那一刻，他意识到，过去的时光真的再也回不来了。
这些年来，他先后在多个政府机构工作。黎元洪让他待在身边，给了他一个虚衔；冯国璋也让他留在自己身边，给了他一个名分；徐世昌则让他在附近帮忙，给了他一个头衔；曹锟也让他留在近处，给了他一个职位。他先后负责过祭孔仪式、教育事务以及农事管理等工作。
他表面上看起来挺风光，但实际上心里清楚，这一切只是为政治添点彩头而已。别人看重的不是他的能力，而是他“状元”的头衔。
帝制结束后，刘春霖再没说起过“君臣之义”。他开始静静地思考：在新时代里，儒家推崇的“忠君爱国”还能适用吗？
他亲眼看到了那个时代军阀之间的纷争，见证了政治中的腐败现象，同时也注意到知识分子们开始讨论“科学与民主”。他不再感到愤怒，只是轻轻叹了口气。
他辞去了所有职务，回到北平，专心致志地写字、读书和教育子女。
一生教书育人
刘春霖五十多岁时，一次外出散步，无意中发现一群孩子围着街角，争抢一本破旧的课本。书页已经残破，字迹模糊，但他们却视若珍宝。
那一刻，刘春霖的心猛地一跳，他想起了自己从前是如何从一个小吏做起，通过不懈努力，一页页书本伴着他一步步考取了功名。
从那时起，他决定拿出自己的积蓄，回老家肃宁创办了一所小学，命名为“尚德义学”，还亲自写了匾额，并亲自给孩子们上课。
学校刚成立不久，桌椅简陋粗糙，屋顶还会漏水，他就自己动手修理。有些学生交不起学费，他就拿出自己的钱买文具。有些家长不让孩子上学，他就挨家挨户去劝说。
有一次，他为了说服一家人家让他们的女儿去上学，连续三次登门拜访，六次露出温和的笑容。最终，他打动了固执的父亲。从此，肃宁有了第一位女学生。
20世纪20年代末，北平地区的学者风气开始变得开放。燕冀中学和通州师范学校都伸出手，表示欢迎或邀请他担任教务或授课。
他原本打算婉言谢绝，但最终还是没能拗过师生们的热情邀请，决定兼课授课。他将讲授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和《春秋》。
他的课非常受欢迎，常常挤满了听课的人，就连隔壁学校的师生也赶来听讲。
刘春霖特别关心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，因为他自己也是从小家境贫寒，深知道路的艰辛。
他每年都会亲自帮助贫困学生，从学习资料到日常伙食都细心打理。
在他的学生中，有的后来成了教授，有的成了教育家，还有的成了抗日英雄。除此之外，也有普通的工匠和乡村教师。
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，传承着这位老儒者的精神：说话要谨慎、行为要端正、有羞耻感、敢于担当。
抗击敌人
1937年，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北平的宁静，战火迅速在华北地区扩散，北平沦陷，国土遭受重创，民众四处逃散。
这一年，刘春霖已经六十七岁了，头发已经花白，身体也渐渐衰弱。
日本人很快发现了这位“最后的状元”，对他来说，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象征，更是一个宣传的好工具。
那时，伪满洲国政权和北平地区的日军宪兵队多次上门拜访。他们打着“东亚共荣”和“安定民心”的幌子，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。他们邀请刘春霖担任“文化顾问”。
初到时，日本方面派来了一位中文十分流利的翻译，他带着精美包装的文具、沉甸甸的聘书，还有一份盖着“伪政府”印章的任命书。
他们承诺给予他高级职位和丰厚月薪，还答应修缮他的老家并照顾他的家人，只为让他在报纸上写几个字，支持所谓的“和平建设”。
刘春霖听完没说话，只是把那份任命书放到桌子上，然后一把火给烧了。那位翻译愣住了，不好意思地退了出去，也不敢再多说什么。
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那些日本人一直没有停止行动。他们再次来到门前，并带来了金条，清楚地表明：“只要您题一幅字，赞一句‘中日友好’，这十根金条就是您的。”
刘春霖慢慢站起来，撑着拐杖一步步走向门口，他说：“你们把金子拿走吧，我不会为侵略者写‘亲善’两个字的。”
这不仅仅是题字比赛，而是命运的抉择。他有机会过得安逸，活得风光，但他选择了不写，哪怕饿死。
不久，日本宪兵真的动手了。某日清晨，他一家人正在后院晒被，忽然十几名日军荷枪入内，喝令全家立即搬离，说这宅子要成为军部办公场所。
他儿子想上前说几句，结果被人推了一把，直接摔在地上。刘春霖浑身发抖地走了出来，面对着刺刀，他态度坚定，毫不示弱。他愤怒地大声说道：“这是我家祖传的宅子，我坚决不搬！你们要么杀了我，要么马上离开中国！”
日军一声哄笑，连夜把他们赶走了。一家老小拖着行李，四处流浪，只能暂时住在朋友家。
他硬着头皮搬进了一座位于偏远胡同里的小院，房子破破烂烂，连烟都很少见。但他从头到尾都没向日本兵说过一句话。
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，他依然每天坚持练字读经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为了不让文化的火种熄灭。
1942年，他悄悄写下遗嘱：“如果我不幸离世，书画可以烧掉，但绝不能让敌人得到。”
不久，他因病离开了人世，享年70岁。
在那个国家衰败、家庭离散的年代，他没有军刀，却用笔做成了刀；没有战功，却守住了文化和气节的最后火种。这，就是中国最后一个状元，留给后人最沉重的背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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